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工作还是买卖，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契约证明——合同。因此，了解掌握合同法，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
而合同法作为民法学习的重中之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合同类的案件占有一半以上的民商事案件梳理。可以说，学好了合同法，民法学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六七成以上。
学习《合同法》，我们大概知道要学习哪些内容，也有很多好的教材。但是合同审查这一块是缺少成熟的教材与标准的。对一个新入行的律师而言，完全不知道合同究竟从何审起、审到何种程度才算符合要求。只能靠律师自己去摸索。
因此做为法律工作者，如何学习合同法实务？在实务中发生的许多合同纠纷案件如何处理？在法律条文和教科书中难以找到一一对应的一些案例，可是对他们的解决又需要我们做出妥当的处理，怎么办？
智元邀请到中国现代知名民法学家、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崔建远教授，开设十二堂视频大课，在课程中会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讲解。
人物：崔建远
履历：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崔建远教授，是中国现代知名民法学家。他对民法学的研究博而不杂、约而不陋，治学态度严谨，注重刻苦钻研、独立思考。
在继承大陆法系民法学说基础上，立足我国民法发展实践，观点屡有创新，对我国民法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深有贡献。其经世育人之态度、方法足为法律学人之模范！
“误打误撞”学法律，从忐忑到着迷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崔建远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契机成为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因为在一次公社大会上给民兵连长写稿被赏识，就获得了村里唯一的教师空缺。后来他又被教导主任郭希圣老师力主调到自己读过的高中当语文老师，仅有中学文凭，却要硬着头皮教高中语文，崔建远没有畏缩，借此机会在语法、修辞和逻辑知识上获得很大提高。
1977年恢复高考，通知下达距离考试时间仅剩一个月，崔建远还对要考什么专业毫无头绪。学校里很多老师给他支招，有的劝他考数学，有的劝他考物理，最终崔建远选择了自己教过的语文。但是从来没学过历史和地理让他很头疼，还是一位教过他外语的田庆贺老师拿出自己多年前用过的辅导资料帮他恶补，最后顺利通过了高考。
最初填报志愿的时候，法律系离崔建远还很遥远，起初他填的是吉林大学经济系，后来有一个通知说民办教师报师范院校会被优先录取，一门心思只想上大学的崔建远把第一志愿改成了河北师大中文系，以为能优先录取。没想到，作为第一批录取院校的吉林大学因为法律系招生名额不满，就把分数较高的崔建远直接挑走。所以他学法律纯属偶然。
上大学之前，崔建远对于法律只有两个直观的印象，一个是在农村的时候判刑都要通过村民讨论，所以“谈到法律，就是枪毙”。另外一个印象来自于中学政治老师上课时讲过的1954年宪法修改。所以当他打开录取通知书，看到自己被吉林大学法律系录取，虽然沉浸在能上大学的喜悦感中，但心里其实在嘀咕、忐忑。
从接触法律，到逐渐了解、喜欢上法律，中间的过程有难以想象的痛苦。刚上大学时，崔建远每天上课时最难避免的是睡觉。课堂上完全陌生的法理学让他理解困难，从中学毕业到上大学，中间隔了四年，“脑子都锈住了”。另外晚上担心明天上课又睡觉便决心睡好，越担心越睡不着，陷入“晚上失眠，上课睡觉”的恶性循环，所以那段时间很苦恼。最后一个在长春的亲戚奶奶的妹妹一家给崔建远做思想工作，让他挺了过来，“没有他们一家，我可能说不定就真的回家休学了。”
转机的出现是在刑法课上，虽然刑法是杀伐之器，但抛开它的作用不看，刑法本身的内容和结构具有逻辑和哲学上的美感。四个要件贯穿整个刑法，统领着精巧的理论。此时的崔建远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迅速爱上了法律这个学科。
如今崔教授两鬓都已斑白，仍然致力于法学研究，他的学术素养，大师风范，受人钦佩。崔教授可谓桃李天下：
合同法专家、清华教授韩世远，以及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校现任法学院院长王轶、申卫星、蔡立东、叶金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选择民法，为中国法律拓荒
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时，全国只有三所学校招收法律专业：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还有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中国法律学界的状况可谓是一片荒芜。崔建远所在的77级是第一批法律系的学生，无疑是带有使命的一批学生。
让崔建远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他所在的吉林大学的校长是唐敖庆老师，是从清华大学抽调到吉林大学的著名理论化学家，崔建远与清华的缘分自此开始。在77级开学典礼上，唐熬庆老师在吉林大学的理化楼里主持，灯火通明，掌声雷动，那时候的新生都觉得未来、天下是他们的了，一定要学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崔建远也是其中一员。到了研究生阶段，由于父亲想让他以后到机关工作，在他的毕业意向里，自然就不想留校，想去机关。但由于个人学习努力、系里缺少教师，系领导坚决想让崔建远留校任教。“我记得系领导就说这是命令，不服从分配就发回原籍，原籍是农村，不想回去，就服从分配。其实现在想想，系领导肯定是吓唬呢，他能给你发回原籍吗，但是当时比较傻，信以为真，就留下了。不过今天看，这是一个最好的毕业去向。”
在本科阶段上民法课的时候，主讲民法的是苏惠祥老师，他说全国只有22个民法的教师，民法领域十分需要人才。崔建远想，他的智商跟常人一样，在强大的阵容里日子不会好过，但在当时全国的22个民法教师里面，竞争应该不会那么激烈。不过，促使他选择民法研究的核心因素还是因为民法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吃饭、睡觉、穿衣都绕不开民法，老百姓需要民法。
事实上，77级法律专业的学生在中国法律历史上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断代，从60年以前到现在，很长的时间没有人才。他们成长得很快，无论是政治觉悟还是业务水平，都明显地让人放心，很踏实肯干。李克强总理是北大法律系77级的，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是西南政法78级的，和崔建远一样，他们都是中国法律改革开放后的拓荒者。
据理力争，助力《合同法》出台
在全国人大决定立《合同法》，废掉三个旧的相关法律时，先找到了研究民法的老前辈们。老先生们高风亮节、提携后学，决定做顾问，推荐了包括崔建远在内的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来做这件事：由法学前辈江平老师担任合同法起草组的组长，梁慧星老师任副组长，两个法官，六个学者组成了合同法立法方案（草案）起草小组，确定起草合同法按什么理念、依什么原则、分几章、规定什么内容。
立法方案（草案）通过后，法工委组织14家单位分头起草合同法条文并提出立法理由，分给吉林大学法律系及崔建远的任务是要写“合同的解除”和“合同的终止”两章。崔建远和两个学生王轶、杨明刚就两章的内容写了一年多，他们依据我们国家过去在这方面内容的规定以及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条文及其学说，结合中国现实及研究状况来决定条文内容的生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学者建议草案》完成并提交给法工委后，学者和法工委之间两者的博弈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据理力争。“在这个场合没有谦虚的，都要把自己最拿手的表达出来，当然态度要好。尤其老先生很有修养，即使意见跟你针锋相对，也不吹胡子瞪眼。领导也是，我们怎么争，怎么批评全国人大，他不生气，他也不反驳你，就坐那儿听。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那些领导、老先生们真是很可敬。”
在这样严谨的态度和理性的博弈中，与会专家、学者们求同存异，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拍板决定。“法工委更多的是折衷，不光我们国家，世界上的法律都是如此，都是妥协的产物，你博弈，我争论。”
崔建远是中国法学界较早研究合同的人，也是最被认可的学者之一，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些跟崔建远的观点相一致。他“感到这是一个无上荣光的事情”。
